司法的权威性问题则与司法公正问题密切相关。

国民党避退台湾，接受教训偏安一隅，宽政缓刑，终于重得民心，大选获胜。新仁学所倡之礼乃保障自由人权、限制政府权力之大经大法。

政府权力过大，国民难得自由舒心，上务于横征暴敛，下疲于应付苛政。政治经济不受市场调节，国民意志不能左右国务，专政肆虐，百业不兴。正统派与异议派地位互易权势增减是谓错。当政者行使规制权力之欲望无限，因而压制自由束缚人权之措施层出不穷。天生人性，人性生人权。

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阴阳消长屈伸，变动不居，然后万物可成。善于按照体制的需要包装自己，才是真正懂政治的开始，这种人比第一种人肯定走得更远，不过，虽登堂但犹未入室。

当时重庆的官方媒体对打黑的报道就是使用这一专政理论，称重庆铲除黑恶势力是向公众表明政府依法治国的决心，"政府绝不容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强权践踏法律和社会秩序，损害人民利益"。王立军不只是一名优秀的公安局长，也是一名出色的宣传部长。在当代中国仕途的跋涉中，某些能力特别重要，要而言之就是适应体制的能力。运气、能力从来都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它们将作为人类政治史上的悲剧被铭记下来。他不但拥有一大堆诸如"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等非凡的荣誉称号，更是一路官运亨通。

一般地说，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权力结构中，宣传部部长和公安局局长都进入党委常委班子，分享决策的最高权力。低调是时下官场的流行风格，它背后的理由可能各有不同，但又彼此心照不宣。在这种生态中，个人利益至上，人们践踏法律，蔑视人权，总之，它缺乏最起码的政治伦理。高压和恐怖统治却给了大众一种秩序感，因而受到重庆不少市民的称赞。

对魄力、权威和工作效率的追求，使他们中一些人迷恋于极端手段。另一类政党，如中国国民党和南非国民党，它们从自利党完成了向正常政党的转变，展现了人类精神值得信赖的一面和向善的巨大潜能。为了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破获大批大案要案，他私设令人恐怖的打黑基地，重用酷吏，动用酷刑，直至2009年关押了当事人的辩护律师，他说，"对这些流氓律师不能客气，坚决打掉"。记得许多年前在同一个朋友的一次聊天时，他说到官场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要走进领导的私人生活。

事实证明，他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己。凡权力所及的地方都是他们表演的舞台，他们所有能调动的各种社会资源都是他们的表演道具。

一个有魄力的官员不会把节制当作美德，不会把约束看成必要，相反认为它们妨碍了自己的魄力，影响了工作效率。枪杆子和笔杆子形成权力体制的左膀右臂，文革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只是现在在机构设置上已经固定，在人事布局上已经定型。

决定一个人成功入室的最为重要、重大、关键的因素，是他有不有能力进入某位主要领导人和大人物的"生活圈子"。在政治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创造物，在我们身上有深刻的体制烙印。人们认为，薄、王在重庆是文革复辟，但其实所谓"重庆模式"并没有脱离现实政治的基本模式，不但唱红一直和政治保持着联系，而且运动的方式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重庆的共富工程和各地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并无区别。为了特权而投机钻营、甘愿为奴者，天下滔滔皆是，只是王立军运气更佳抱住了大树。他组建了一支新闻宣传队伍，他为新闻宣传定调，他统一报道口径，他决定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他亲自审查稿件，他向新闻界提供有关重庆打黑和警方报道的新闻通稿。即使王立军大肆使用残酷手段进行刑讯逼供的事实已经暴露与天下，他的拥护者仍不乏其人，在他们看来，那些遭受酷刑的极少数是罪有应得。

他的道具是警察，武警，冲锋枪，越野车，装甲车，还有打手。对于熟知体制特点的我们，认为王立军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对于一个不了解这个体制的人，就无法理解王立军的成功。

他在重庆组织的第一大战役是"缉枪治暴"之役，他动用专列运送上千名特警和武警赶赴现场，对一个山洞实施了爆炸，一举摧毁由自己事先布置的"地下兵工厂"。王立军的过人之处，就是把官场通用的政治作秀技巧发挥到极点。

他是一个非常有表演天赋的人，也是一个不择手段的表演家，他使本来一件在别的警察做起来不过小事一件，在他做来就变成十分富有英雄气概的举动，据《南都周刊》报道，即便是抓捕一个小偷或者一名走私者，他也会带上大队人马，开着"沙漠风暴"，携带冲锋枪前往，对嫌疑人施加最大的压力，然后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拿下嫌疑人。王立军的成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重庆将"唱红"变为运动，无比展现排山倒海的阵势，它的"打黑"同样通过运动的方式要显示摧枯拉朽的气势。官制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必须引入民主选举和竞争，把选择权交给人民，没有民主选举和竞争机制嵌入的改革，无论是枪毙文强，还是拿下王立军，都不可能使不堪的官场现状有丝毫改观，更不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官场价值观以及基于这种价值观之上的政治体制。一种流行已久、且至今生效的理论，对少部分人实施打击正是为了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王立军除了他参与谋杀英国商人和躲进外国领事馆脱离了常轨外，其他的职务行为都属于官场常规动作，只是他做的比一般官员做得更加出色。

能力有各种各样的，科研能力，学术能力，创新能力，包括了十分广泛的方面。他还组织专家研讨重庆打黑模式。

王立军不同，他集大人物和小人物于一身，我们从他身上既可以感受到作为直辖市公安局局长、副市长气焰高涨的权势，又可以体会到他作为恩主家奴的卑微。它也是官员喜欢使用的推动工作的法宝。

一切不利于打黑的声音都必须消失，在网络上发帖对打黑稍有异议者就被送去劳教。王立军作为体制的大受益者、体制的忠诚卫士，在遭遇生命危险时，却作出了同体制的受害者、长期受到严密监视的陈光诚一样的选择，要求美国保护，表明他完全不信任他所维护的体制。

俄国久负盛名的作家契诃夫所创作的两个经典形象，变色龙和套中人，被认为是生动刻画出了在沙皇专制的重压下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性格：奴性十足，胆小怕事，但又忠实而卖力地维护着专制。从他擅长表演的人生来看，这是他堪称神来之笔的颠峰之作。文革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人治，人治没有改变，文革就没有死去。王立军却不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巧合，他按照官场上的游戏规则设计自己，他的成功只是由于他在游戏中更善于利用规则。

王立军身上反映出来的是不但恶劣而且低劣的官场生态，腐败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那位把自己总装在套子里对任何违反和偏离官方规章的事都忧心忡忡、对任何新事物都神经过敏的中学教员使整个小镇的人都生活在他的阴影下，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诚惶诚恐。

重庆模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动静，只是因为它放大了基本模式的某些方面，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重庆主政者有其他地方的主政者所没有的锋芒毕露的强硬个性，以及由更强的政治人脉资源带来的更大政治能量。进入专题： 王立军 。

2009年6月3日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枪案成为王立军拉开重庆"打黑"序幕的契机，两天之后，即宣告第一批黑恶团伙的首犯落入法网，紧接着，随着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成为黑势力的首犯，一批黑势力团伙相继进入公众视线并被灭掉。2012年9月24日，成都中院以徇私枉法、判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判处王立军15年徒刑，而3年前的9月26日，文强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罪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